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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与者的亚马逊自然也少不了黯然神伤。失去了一大笔政府激励且不论，西雅图作为总部对于亚马逊来说早已达到增长极限，而且围绕对高净值人群征税问题，亚马逊和当地政府屡有龃龉；更为重要的是，亚马逊选中纽约，最为看重的其实是当地拥有多达３２万的技术人才，亚马逊放弃纽约就等于放弃了一个可以纵身起跳的人才高地。还值得注意的是，Google 和 Facebook 已经在纽约设立了总部，而且Google 计划将纽约市的员工人数增加到 2 万人，同时Twitter 第二大办公室也放在了曼哈顿。亚马逊远离纽约，实际就是在给竞争对手主动腾点挪位，自己势必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好在是，对于终止与纽约合作后的下一步打算，亚马逊给出的最新表态是无意重启“搜寻第二总部的工作”，看来，后面可能还有峰回路转的大戏。

反弹强于预期，并提供了很好的做多交易机会。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回落的力量以及形成新的反弹可能性。应用趋势分析时，使用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指标（GMMA）显示，美元长期下降趋势正在出现变化。GMMA趋势分析发现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GMMA长期组均线正在显示出收敛的迹象，并且正在拐头向上。这是趋势行为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具有看多意味。

此外，杨德龙还表示，货基开启大额限购，还出于防范流动性风险的考虑：“一些公司发布了限制货基的大额申购，就是出于摊薄货基收益的考量，同时也担心流动性风险，防止出现不能及时兑付的问题”。而温建宁还补充认为此举有出于监管层面的考虑：“总体上看，社会资金的总量是相对确定的，如果货币基金吸纳资金的速度过快，势必影响其他领域的资金供给，造成地方债券发行方面的问题，这将导致行政力量的干预，比如制定金融政策设定天花板、限制货基规模。当然，货基管理机构也会配合监管要求，设定申购上限进行自我约束，以换取监管方面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巨量的资金进入也会稀释收益，导致回报率不断走低，反过来也会抑制资金进入的热情。”

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2020年2月份，受疫情影响，中国制造业PMI为35.7%。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36.3%、35.5%和34.1%，比上月下降14.1、14.6和14.5个百分点。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PMI的五大分项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之下。

就这一问题，纳赛尔特别提到今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非洲研究院。他说，当前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学者设计和撰写，大多数案例和依据来源于发达国家之间或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南南国家之间关系的直接研究几乎是空白，他相信新成立的研究院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在当选总理之前，彼时还很年轻的默克尔就曾说过，“当我离开政坛时，不希望变成一滩半死的老骨头。”选在地方选举失利、执政同盟动摇的时间点宣告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点，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可在默克尔转身离去之后，很难再有人能够填补这位世纪总理留下的巨大真空；她的政党、她的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